配资网导航 1948年李振亚将军牺牲在万宁木棉树下，他的妻子王超没有离开琼崖，继续守在电台前发报，直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的那天

一部二十三年的革命，打了多少仗，流了多少血，说得清楚。

但有一件事，说的人不多：那根把孤岛和中央连起来的无线电信号线，靠谁守着？

守着它的，是五位女性。

她们的名字是曾惠予、庄菊、王超、冯瑞梅、黄翠英。

1950年，海南岛解放，这张照片留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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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张照片背后，有一条二十三年都没断过的线，但那根线，差点消失在1941年的那场战斗里。

1927年9月23日，椰子寨战斗打响，琼崖纵队从这一天开始算。那时候谁都没想到，这支队伍要在一座四面环海的孤岛上撑足二十三年。孤岛的意思是什么？没有退路，背后是海，前面是敌人，援兵遥遥无期，粮食、弹药、消息，全靠自己想办法。

二十三年里，琼崖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断了两次——第一次是1932年至1937年，第二次是1941年6月至1946年9月，两次加起来将近十年。不是故意的，是真的断了。1941年那次，战斗中唯一的电台丢失，从那之后，孤岛就真的成了孤岛，没有电波，没有指令，只剩靠脚走出去的地下交通员。

地下交通员陈大贵化装成商人，带着特委报告去香港，在途中被敌人发现，牺牲了；后来又派陈琴去，也牺牲在海上；再派干部王均去香港接运电台，同样牺牲在途中。

三个人，三条命，才算把这条断掉的线接上了一小段。但电台，始终没能恢复。

孤岛上的人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枪可以靠缴获，粮可以靠群众，但电波这东西，没有就是没有。

1946年9月，断联将近五年之后，这个缺口终于补上了。

东江纵队派来了报务员张婉玲、陈焕楷，机务员梁方明，译电员叶佐平、黄磊五人，带着一台15瓦的发报机上了岛。1946年9月的一天夜里，值班的张婉玲在机器里听到了延安的回应，整个司令部的人当晚都没睡，冯白驹当天就起草密电发到了延安。就用这台机器，琼崖纵队和中央重新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。

五年。中间发生过多少事情，无从全部核对，但有一个数字能说明问题：广东省民政厅后来整理出来的烈士英名录里，琼崖特委系统地下交通英烈总计1016人。

这1016人里，有多少是在这两段断联岁月里牺牲的，有多少是为了一台电台死的，没有人全部算得清楚。

电台恢复之后，琼崖纵队立刻着手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。在战斗缴获和通过香港秘密运入的器材基础上，陆续组装了十部电台，向各地委、各总队派遣分台，覆盖全岛的通信网就这样从无到有搭建起来了。

这张网的每一个节点，都需要有人守。守节点的人，不仅要懂发报，还要在敌人随时可能搜山的情况下，保证信号不断。

在海南岛当报务员，技术是其次的，胆子和耐性才是头一条。

曾惠予，是这五位女报务员里身份最特殊的一个。

她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的妻子。但在那个年代的琼崖革命队伍里，妻子这个身份，从来不是庇护，也不是特权，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责任。

冯白驹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，曾惠予去狱中探视。冯白驹对她表达的意思，载入了史料：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只要对革命有利，能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，牺牲也是光荣的。这话说给妻子听，不是英雄主义的表演，是真实的处境。

曾惠予后来走进了电台，成为机要通讯力量的一员。

在那种环境里，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，不难想象。电台是敌人重点搜查的目标，无线电信号发出去，定向测位设备就能开始追踪。五指山的密林再深，也不是永久的保险。每一次发报，都是在和敌人的搜查赛跑。

她们工作的地方，不是机关大楼，是山洞，是草棚，是随时需要转移的隐蔽所。设备背在身上，信号在夜里才发，发完立刻撤，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。

庄菊的丈夫符荣鼎，是琼崖纵队政治部第一副主任。

符荣鼎在琼崖革命里是个重要人物。1945年，白沙根据地扫荡国民党守备二团残部的那次行动，他担任挺进支队政委，和总部参谋长李振亚一起出征。两家人的丈夫是战场上的搭档，两家人的妻子在后方守着电台。

这种组合，在那个年代的革命队伍里很常见，但放在今天来看，就显得格外有分量。

庄菊守的不只是一台机器，还是和前方联络的那根线。丈夫在哪，前线在哪，敌人动了还是没动，战役打得怎么样——很多时候，这些消息进来的第一道口子，就是电台。

五指山的雨季很长，密林里潮湿，设备容易出问题。报务员有时候要同时扮演维修员，用有限的零件想办法保住机器运转。

能坚持下来，靠的不是什么浪漫情怀，是实打实的耐力。

冯瑞梅和黄翠英的丈夫，一个是电台台长，一个是电台主要负责人。

黄运明，时任电台台长；王谷彰，时任电台主要负责人。这两个人直接负责整个琼崖纵队的通信系统。她们的妻子在同一个系统里工作，用的是同一套设备，面对的是同样的搜查压力。

从技术角度来说，报务员这个职位对体力的要求不算高，但对精神状态的消耗极大。长时间戴着耳机，专注于摩尔斯电码的发收，一个字符的差错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在随时要转移、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环境里保持这种专注度，需要一种不一般的定力。

发出去的每一组信号，接收到的每一串密文，都不是孤立的技术操作，背后连着的是战场上的判断、部队的调度，乃至整个战局的走向。

1949年，四野渡海的准备工作开始之后，琼崖纵队和大陆渡海部队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变得极为频繁。海南岛的防线部署、港口水文、气象情报，大量通过电台传到雷州半岛。这些情报，直接影响了渡海时机和路线的选择。

那段时间，电台几乎没有停过。

王超，是这五个人里，命运最重的一个。

她的丈夫，是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。李振亚走过百色起义，走过长征，1940年受命渡海来到琼岛，在这片土地上打了整整八年。他打仗的风格很硬，自己却不惜身。

1948年的秋天，琼崖纵队发动秋季攻势。李振亚亲自指挥部队，从保亭一路横扫陵水、万宁，连克六个敌顽据点。9月27日，最后一个目标是万宁牛漏墟。李振亚作为前敌总指挥，亲自到阵地前沿观察，为了弄清楚敌人碉堡的火力点位置，他拿起机枪打了一个点射，做火力侦察。

碉堡里打来一颗冷弹，击中了他的胸口。

他倒在了一棵木棉树下。翌日凌晨，伤重不治，年仅40岁。

李振亚牺牲的消息传到总部，冯白驹等领导亲自出来迎接灵柩。从牛漏到五指山毛贵，全程超过200公里，要过万泉河、昌化江，翻五指山，护送队伍走了整整八天。

那年王超还在电台前守着。

李振亚牺牲之后，王超没有离开。

战争还没结束，电台还需要人守，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个答案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件事的分量，要重得多。

王超留下的文字里记录过李振亚的态度：他认定为了彻底解放，不可能没有流血牺牲，他不怕牺牲。这是他一贯的立场，她知道。

1948年9月27日之后，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，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。这两年里，渡海战役的准备期、偷渡期、强渡期，电台的工作量是最重的阶段。

1950年3月5日，第一批渡海先锋营从雷州半岛起航，琼崖纵队在海南岛西部的白马井海滩接应。这次偷渡成功，部分依靠的就是提前摸清楚的海防情报——这些情报，从电台发出去的。

王超继续守着她的位置。

1950年的春天，五指山里来了越来越多的消息。

雷州半岛那边动了，四野的两个军开始向海岸集结。消息一条一条通过电台传进来，也通过电台传出去。配合渡海作战的准备，不是在某一个节点完成的，而是从1949年年底就开始，一直持续到1950年4月大规模强攻前夕。

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1950年初亲自偷渡过海，和渡海部队当面汇报琼崖纵队的现状和接应计划；大陆那边的作战会议，把冯白驹指挥下的琼崖纵队正式纳入第15兵团的战役体系，通过无线电台建立起直接的指挥通道。

这条指挥通道，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守住。

从1950年3月5日第一批偷渡起，到4月16日大规模强攻，再到4月23日海口解放，中间每一次部队调度、每一条敌情变化、每一处海岸接应，背后都有电台在工作。

国民党在海南岛部署了10万兵力，有海军舰艇50余艘，有作战飞机25架，有薛岳亲自设计的"伯陵防线"。四野渡海兵团开的是木帆船，凭的就是情报准、接应到位、里应外合。

这里面，电台的分量，比任何人事后复盘时说的都要重。

1950年4月16日晚上七点半，三颗红色信号弹在雷州半岛南端同时升空。

起航。

第一梯队两万余人，分乘500多只战船，分东路西路两路同时起渡。琼崖纵队在岛内同步部署接应——这个接应动作，需要精确的时间协同，而时间协同靠的是电台，靠的是两端同时守在机器旁边的人。

当夜，经过与国民党军舰的彻夜海战，渡海部队突破了海上封锁线。4月17日凌晨到早上六点，两个军全部登陆完毕，夺取了滩头阵地。

接下来的七天里，战线迅速推进。4月22日，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在海口以北登上飞机，逃往台湾。4月23日早上八点，海口宣告解放。5月1日，海南岛全境解放。

从1950年3月5日第一次偷渡，到5月1日全岛解放，历时整整58天。

战后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在总结里写道：渡海登陆作战，自始至终是在琼崖纵队紧密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支援下进行的，这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。

1950年5月1日，五指山密林里，一台无线电台发出了一组和以往完全不同性质的信号。

不是战情通报，不是敌情预警，不是部队调度。

是解放了。

这个消息进来的那一刻，电台前的人经历了什么，没有详细记录留下来。但有一件事可以确认：那天，是这些女性守在机器旁边度过的，和过去几年每一天一样，区别只是这一次，等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。

曾惠予的丈夫冯白驹，从1927年就在这片土地上打仗，到这一天，二十三年。

庄菊的丈夫符荣鼎，跟着这支队伍走过了漫长的岁月。

冯瑞梅的丈夫黄运明守住了电台台长的位置，把通信网撑到了最后一刻。

黄翠英的丈夫王谷彰，负责这整张通信网，从组建到胜利。

王超，她的丈夫李振亚没有等到这一天。万宁牛漏那棵木棉树，1948年9月倒下了那个人，但电台的信号，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断掉。

解放之后拍下的那张照片，五个人站在一起。

她们不是被拍照的对象，是记录里顺带留下来的一组人名和面孔。照片说明文字写的是：琼崖纵队电台的核心力量，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以电台为枪，长期承担机要通讯的重要任务。

这句话写得很平。但用来描述过去这些年的事情，实在太平了。

二十三年里，中央和琼崖的电讯联系断了将近十年，1016名地下交通英烈在试图维系这条线的过程中牺牲，等到1946年电台重建，才总算有了稳定的通道。

从1946年到1950年，四年里，她们守的这根线，是整个渡海战役里情报传递的核心通道。

1950年之后，这段往事进入了文献和档案。

五位女报务员的名字被记录在册：曾惠予、庄菊、王超、冯瑞梅、黄翠英。每个名字后面跟着的是她们丈夫的职务，这是那个年代记录方式的局限，也是事实——她们和她们的丈夫，共同在同一个战场上工作过。

但电台这件事，有自己的独立性。键按下去的是谁，谁就在守那根线。

符振中1950年初偷渡过海，当面和渡海部队汇报的时候，带去的不只是口头描述，还有从电台收到的最新敌情分析；1950年4月16日夜里，两路渡海部队在黑暗里朝海南岛驶去，岛上接应的各部按照事先约定的位置和时间等候，这个精确的协同，靠的是几个月里通过电台反复核对的部署。

木帆船打赢了铁甲军舰，不是靠运气，是靠里应外合。里应外合的那根连接线，就是无线电波。

李振亚将军的那棵木棉树，在万宁牛漏至今还在。

后来修路，工程设计要把这棵树砍掉，消息被当地群众知道了，砍树那天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把树护得里外三层，谁也不愿意下手，工程只好把这棵树作为特例保留在路中间。

2000年，一场台风把这棵木棉树拦腰折断，万宁市委、市政府委托林业部门做技术攻关，在老树干上钻孔再植，结果真的活了。斑驳的老树干上，长出了新的树枝。

每年二三月间，那棵树会开出红花。

李振亚1948年9月牺牲，1948年10月，琼崖纵队为他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，黎族、苗族同胞从各地赶来，用自己的方式祭祀这位将军。冯白驹亲手将他安葬在五指山。

留下来的王超，王超留下的文字里没有更多解释了。

聂荣臻元帅1984年为《琼崖纵队史》题词，写了十六个字：孤岛奋战、艰苦卓绝、二十三年、红旗不倒。

这十六个字，包含了太多具体的人和事。

那面旗不是自己立在那儿的，是一代一代人扛着的。枪林弹雨里扛枪的、爬山涉水传情报的、在密林里守电台的，都在这十六个字里面。

1950年5月1日，四野第四十军总结说：渡海作战自始至终是在琼崖纵队紧密配合下进行的，这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。

这个"紧密配合"，落到每一个具体的环节，都需要有人在具体的岗位上完成具体的工作。

五位女报务员，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部分，不比任何一部分轻。

那张1950年的照片，能找到的图注就是那段简单的文字，介绍了五个人的名字和她们丈夫的职务。

没有更多了。

但照片里五个人的面孔，在镜头前的那一刻，她们刚刚从二十几年的战争里走出来。五指山的密林、转移时背在身上的设备、夜里发出的信号、等待回应时的时间，这些东西都不在照片里。

从1927年椰子寨第一声枪响，到1950年5月1日最后一个据点解放，琼崖纵队共歼灭和缴械国民党军3.3万余人，而这支队伍在最艰难的年份里，总人数只有不到一万人，甚至少到过26人。

活下来的人，都有各自的代价。

五月一日之后，海南岛进入了另一个时代。

琼崖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，部分战士后来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在76名牺牲的海南志愿军烈士里，有25人来自原琼崖纵队。

那根电波传递的线，到了这里，不需要在密林里秘密运转了。

电台的使命，不是永恒的。但那些守着电台的人走过的岁月，不会随着时代的转换而消失。

曾惠予、庄菊、王超、冯瑞梅、黄翠英，五个名字，出现在1950年那张照片的说明文字里。

这是一些普通的记录，但她们本身并不普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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