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资网导航 1948年李振亚将军牺牲在万宁木棉树下,他的妻子王超没有离开琼崖,继续守在电台前发报,直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的那天

一部二十三年的革命,打了多少仗,流了多少血,说得清楚。
但有一件事,说的人不多:那根把孤岛和中央连起来的无线电信号线,靠谁守着?
守着它的,是五位女性。
她们的名字是曾惠予、庄菊、王超、冯瑞梅、黄翠英。
1950年,海南岛解放,这张照片留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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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这张照片背后,有一条二十三年都没断过的线,但那根线,差点消失在1941年的那场战斗里。
1927年9月23日,椰子寨战斗打响,琼崖纵队从这一天开始算。那时候谁都没想到,这支队伍要在一座四面环海的孤岛上撑足二十三年。孤岛的意思是什么?没有退路,背后是海,前面是敌人,援兵遥遥无期,粮食、弹药、消息,全靠自己想办法。
二十三年里,琼崖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断了两次——第一次是1932年至1937年,第二次是1941年6月至1946年9月,两次加起来将近十年。不是故意的,是真的断了。1941年那次,战斗中唯一的电台丢失,从那之后,孤岛就真的成了孤岛,没有电波,没有指令,只剩靠脚走出去的地下交通员。
地下交通员陈大贵化装成商人,带着特委报告去香港,在途中被敌人发现,牺牲了;后来又派陈琴去,也牺牲在海上;再派干部王均去香港接运电台,同样牺牲在途中。
三个人,三条命,才算把这条断掉的线接上了一小段。但电台,始终没能恢复。
孤岛上的人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枪可以靠缴获,粮可以靠群众,但电波这东西,没有就是没有。
02
1946年9月,断联将近五年之后,这个缺口终于补上了。
东江纵队派来了报务员张婉玲、陈焕楷,机务员梁方明,译电员叶佐平、黄磊五人,带着一台15瓦的发报机上了岛。1946年9月的一天夜里,值班的张婉玲在机器里听到了延安的回应,整个司令部的人当晚都没睡,冯白驹当天就起草密电发到了延安。就用这台机器,琼崖纵队和中央重新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。
五年。中间发生过多少事情,无从全部核对,但有一个数字能说明问题:广东省民政厅后来整理出来的烈士英名录里,琼崖特委系统地下交通英烈总计1016人。
这1016人里,有多少是在这两段断联岁月里牺牲的,有多少是为了一台电台死的,没有人全部算得清楚。
电台恢复之后,琼崖纵队立刻着手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。在战斗缴获和通过香港秘密运入的器材基础上,陆续组装了十部电台,向各地委、各总队派遣分台,覆盖全岛的通信网就这样从无到有搭建起来了。
这张网的每一个节点,都需要有人守。守节点的人,不仅要懂发报,还要在敌人随时可能搜山的情况下,保证信号不断。
在海南岛当报务员,技术是其次的,胆子和耐性才是头一条。
03
曾惠予,是这五位女报务员里身份最特殊的一个。
她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的妻子。但在那个年代的琼崖革命队伍里,妻子这个身份,从来不是庇护,也不是特权,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责任。
冯白驹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,曾惠予去狱中探视。冯白驹对她表达的意思,载入了史料: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只要对革命有利,能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,牺牲也是光荣的。这话说给妻子听,不是英雄主义的表演,是真实的处境。
曾惠予后来走进了电台,成为机要通讯力量的一员。
在那种环境里,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,不难想象。电台是敌人重点搜查的目标,无线电信号发出去,定向测位设备就能开始追踪。五指山的密林再深,也不是永久的保险。每一次发报,都是在和敌人的搜查赛跑。
她们工作的地方,不是机关大楼,是山洞,是草棚,是随时需要转移的隐蔽所。设备背在身上,信号在夜里才发,发完立刻撤,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。
04
庄菊的丈夫符荣鼎,是琼崖纵队政治部第一副主任。
符荣鼎在琼崖革命里是个重要人物。1945年,白沙根据地扫荡国民党守备二团残部的那次行动,他担任挺进支队政委,和总部参谋长李振亚一起出征。两家人的丈夫是战场上的搭档,两家人的妻子在后方守着电台。
这种组合,在那个年代的革命队伍里很常见,但放在今天来看,就显得格外有分量。
庄菊守的不只是一台机器,还是和前方联络的那根线。丈夫在哪,前线在哪,敌人动了还是没动,战役打得怎么样——很多时候,这些消息进来的第一道口子,就是电台。
五指山的雨季很长,密林里潮湿,设备容易出问题。报务员有时候要同时扮演维修员,用有限的零件想办法保住机器运转。
能坚持下来,靠的不是什么浪漫情怀,是实打实的耐力。
05
冯瑞梅和黄翠英的丈夫,一个是电台台长,一个是电台主要负责人。
黄运明,时任电台台长;王谷彰,时任电台主要负责人。这两个人直接负责整个琼崖纵队的通信系统。她们的妻子在同一个系统里工作,用的是同一套设备,面对的是同样的搜查压力。
从技术角度来说,报务员这个职位对体力的要求不算高,但对精神状态的消耗极大。长时间戴着耳机,专注于摩尔斯电码的发收,一个字符的差错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在随时要转移、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环境里保持这种专注度,需要一种不一般的定力。
发出去的每一组信号,接收到的每一串密文,都不是孤立的技术操作,背后连着的是战场上的判断、部队的调度,乃至整个战局的走向。
1949年,四野渡海的准备工作开始之后,琼崖纵队和大陆渡海部队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变得极为频繁。海南岛的防线部署、港口水文、气象情报,大量通过电台传到雷州半岛。这些情报,直接影响了渡海时机和路线的选择。
那段时间,电台几乎没有停过。
06
王超,是这五个人里,命运最重的一个。
她的丈夫,是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。李振亚走过百色起义,走过长征,1940年受命渡海来到琼岛,在这片土地上打了整整八年。他打仗的风格很硬,自己却不惜身。
1948年的秋天,琼崖纵队发动秋季攻势。李振亚亲自指挥部队,从保亭一路横扫陵水、万宁,连克六个敌顽据点。9月27日,最后一个目标是万宁牛漏墟。李振亚作为前敌总指挥,亲自到阵地前沿观察,为了弄清楚敌人碉堡的火力点位置,他拿起机枪打了一个点射,做火力侦察。
碉堡里打来一颗冷弹,击中了他的胸口。
他倒在了一棵木棉树下。翌日凌晨,伤重不治,年仅40岁。
李振亚牺牲的消息传到总部,冯白驹等领导亲自出来迎接灵柩。从牛漏到五指山毛贵,全程超过200公里,要过万泉河、昌化江,翻五指山,护送队伍走了整整八天。
那年王超还在电台前守着。
07
李振亚牺牲之后,王超没有离开。
战争还没结束,电台还需要人守,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个答案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件事的分量,要重得多。
王超留下的文字里记录过李振亚的态度:他认定为了彻底解放,不可能没有流血牺牲,他不怕牺牲。这是他一贯的立场,她知道。
1948年9月27日之后,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,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。这两年里,渡海战役的准备期、偷渡期、强渡期,电台的工作量是最重的阶段。
1950年3月5日,第一批渡海先锋营从雷州半岛起航,琼崖纵队在海南岛西部的白马井海滩接应。这次偷渡成功,部分依靠的就是提前摸清楚的海防情报——这些情报,从电台发出去的。
王超继续守着她的位置。
08
1950年的春天,五指山里来了越来越多的消息。
雷州半岛那边动了,四野的两个军开始向海岸集结。消息一条一条通过电台传进来,也通过电台传出去。配合渡海作战的准备,不是在某一个节点完成的,而是从1949年年底就开始,一直持续到1950年4月大规模强攻前夕。
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1950年初亲自偷渡过海,和渡海部队当面汇报琼崖纵队的现状和接应计划;大陆那边的作战会议,把冯白驹指挥下的琼崖纵队正式纳入第15兵团的战役体系,通过无线电台建立起直接的指挥通道。
这条指挥通道,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守住。
从1950年3月5日第一批偷渡起,到4月16日大规模强攻,再到4月23日海口解放,中间每一次部队调度、每一条敌情变化、每一处海岸接应,背后都有电台在工作。
国民党在海南岛部署了10万兵力,有海军舰艇50余艘,有作战飞机25架,有薛岳亲自设计的"伯陵防线"。四野渡海兵团开的是木帆船,凭的就是情报准、接应到位、里应外合。
这里面,电台的分量,比任何人事后复盘时说的都要重。
09
1950年4月16日晚上七点半,三颗红色信号弹在雷州半岛南端同时升空。
起航。
第一梯队两万余人,分乘500多只战船,分东路西路两路同时起渡。琼崖纵队在岛内同步部署接应——这个接应动作,需要精确的时间协同,而时间协同靠的是电台,靠的是两端同时守在机器旁边的人。
当夜,经过与国民党军舰的彻夜海战,渡海部队突破了海上封锁线。4月17日凌晨到早上六点,两个军全部登陆完毕,夺取了滩头阵地。
接下来的七天里,战线迅速推进。4月22日,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在海口以北登上飞机,逃往台湾。4月23日早上八点,海口宣告解放。5月1日,海南岛全境解放。
从1950年3月5日第一次偷渡,到5月1日全岛解放,历时整整58天。
战后,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在总结里写道:渡海登陆作战,自始至终是在琼崖纵队紧密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支援下进行的,这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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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5月1日,五指山密林里,一台无线电台发出了一组和以往完全不同性质的信号。
不是战情通报,不是敌情预警,不是部队调度。
是解放了。
这个消息进来的那一刻,电台前的人经历了什么,没有详细记录留下来。但有一件事可以确认:那天,是这些女性守在机器旁边度过的,和过去几年每一天一样,区别只是这一次,等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。
曾惠予的丈夫冯白驹,从1927年就在这片土地上打仗,到这一天,二十三年。
庄菊的丈夫符荣鼎,跟着这支队伍走过了漫长的岁月。
冯瑞梅的丈夫黄运明守住了电台台长的位置,把通信网撑到了最后一刻。
黄翠英的丈夫王谷彰,负责这整张通信网,从组建到胜利。
王超,她的丈夫李振亚没有等到这一天。万宁牛漏那棵木棉树,1948年9月倒下了那个人,但电台的信号,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断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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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之后拍下的那张照片,五个人站在一起。
她们不是被拍照的对象,是记录里顺带留下来的一组人名和面孔。照片说明文字写的是:琼崖纵队电台的核心力量,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以电台为枪,长期承担机要通讯的重要任务。
这句话写得很平。但用来描述过去这些年的事情,实在太平了。
二十三年里,中央和琼崖的电讯联系断了将近十年,1016名地下交通英烈在试图维系这条线的过程中牺牲,等到1946年电台重建,才总算有了稳定的通道。
从1946年到1950年,四年里,她们守的这根线,是整个渡海战役里情报传递的核心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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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之后,这段往事进入了文献和档案。
五位女报务员的名字被记录在册:曾惠予、庄菊、王超、冯瑞梅、黄翠英。每个名字后面跟着的是她们丈夫的职务,这是那个年代记录方式的局限,也是事实——她们和她们的丈夫,共同在同一个战场上工作过。
但电台这件事,有自己的独立性。键按下去的是谁,谁就在守那根线。
符振中1950年初偷渡过海,当面和渡海部队汇报的时候,带去的不只是口头描述,还有从电台收到的最新敌情分析;1950年4月16日夜里,两路渡海部队在黑暗里朝海南岛驶去,岛上接应的各部按照事先约定的位置和时间等候,这个精确的协同,靠的是几个月里通过电台反复核对的部署。
木帆船打赢了铁甲军舰,不是靠运气,是靠里应外合。里应外合的那根连接线,就是无线电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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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振亚将军的那棵木棉树,在万宁牛漏至今还在。
后来修路,工程设计要把这棵树砍掉,消息被当地群众知道了,砍树那天,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把树护得里外三层,谁也不愿意下手,工程只好把这棵树作为特例保留在路中间。
2000年,一场台风把这棵木棉树拦腰折断,万宁市委、市政府委托林业部门做技术攻关,在老树干上钻孔再植,结果真的活了。斑驳的老树干上,长出了新的树枝。
每年二三月间,那棵树会开出红花。
李振亚1948年9月牺牲,1948年10月,琼崖纵队为他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,黎族、苗族同胞从各地赶来,用自己的方式祭祀这位将军。冯白驹亲手将他安葬在五指山。
留下来的王超,王超留下的文字里没有更多解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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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荣臻元帅1984年为《琼崖纵队史》题词,写了十六个字:孤岛奋战、艰苦卓绝、二十三年、红旗不倒。
这十六个字,包含了太多具体的人和事。
那面旗不是自己立在那儿的,是一代一代人扛着的。枪林弹雨里扛枪的、爬山涉水传情报的、在密林里守电台的,都在这十六个字里面。
1950年5月1日,四野第四十军总结说:渡海作战自始至终是在琼崖纵队紧密配合下进行的,这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。
这个"紧密配合",落到每一个具体的环节,都需要有人在具体的岗位上完成具体的工作。
五位女报务员,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部分,不比任何一部分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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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张1950年的照片,能找到的图注就是那段简单的文字,介绍了五个人的名字和她们丈夫的职务。
没有更多了。
但照片里五个人的面孔,在镜头前的那一刻,她们刚刚从二十几年的战争里走出来。五指山的密林、转移时背在身上的设备、夜里发出的信号、等待回应时的时间,这些东西都不在照片里。
从1927年椰子寨第一声枪响,到1950年5月1日最后一个据点解放,琼崖纵队共歼灭和缴械国民党军3.3万余人,而这支队伍在最艰难的年份里,总人数只有不到一万人,甚至少到过26人。
活下来的人,都有各自的代价。
16
五月一日之后,海南岛进入了另一个时代。
琼崖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,部分战士后来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,在76名牺牲的海南志愿军烈士里,有25人来自原琼崖纵队。
那根电波传递的线,到了这里,不需要在密林里秘密运转了。
电台的使命,不是永恒的。但那些守着电台的人走过的岁月,不会随着时代的转换而消失。
曾惠予、庄菊、王超、冯瑞梅、黄翠英,五个名字,出现在1950年那张照片的说明文字里。
这是一些普通的记录,但她们本身并不普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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